政治史先于人类史，统治、联盟、权力斗争、利益交换、中央集权式资源分配，在黑猩猩群落中已是精妙运用的政治策略，在人还未成为人之前，等级制已嵌入灵长类进化之中。
自然律之下没有幸运儿，文化寄生于生物群体，只是其对不同生存环境的适应方式，分散的行为变异、短期的应对改变，通过自然选择这一筛子，塑造为群体中稳定、长期的交往与反应模式。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段中，个体无力挑战此种传统，群体亦无能以任何先验价值或理性更改之，这并非随意变换之游戏规则，而是冷酷无情之自然法则。生存最佳策略，仅在于耐心等待，这正是保守主义最直白意谓。
秩序即文明，秩序的稳定高于任何道德判断，是一种生存直觉。几乎全部政治历史和当今多数政体，秩序都倚赖内部武力维系，提供保护、汲取资源、进行分配，特权不可避免，对内压制是应有之义，等级本身即是对冲突和分散化暴力的规范。但无论法式革命还是俄式暴政，奋其私智的激进革新，只带来更混乱和残忍的结果，以至今日，萨达姆强人政治之后，迅速抢占生态位的是 ISIS 而不是被解放的人民。阿克顿勋爵曾言，一千个暴君比一个暴君更加可怕。阿拉伯谚语，一千个无主之日不如暴君统治下一日。
自发秩序是文明的变异和另类，根植于被眷顾的民族和特殊历史情境，虽然并非不可感染他人，但却不能无中生有，免费移植。对大多数人群来说，现有秩序的毁坏，就意味着秩序本身的毁坏。自由需艰苦追寻，当神权祛魅、威权丧失，权力压制撤去，奴隶却不能自动成为自由人，暴虐和痛苦，只是历史演进的动力学，正如一块抛起的石头必然下落。
对黑猩猩的观察中，在个体互不“问候”，形式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遭破坏时，暴力的风险高于通常 5 倍，稳定的等级秩序是群体中和平与和谐的保证。[1]
对大多数无可选择的人来说，对秩序的渴望等同于对强权的拥戴，这不仅是两害相权或必要的忍受，更是从个人和祖先经验中学会的优势生存策略和直觉判断。
在印度，最支持同种性通婚规定和昂贵嫁妆的，正是最贫困的低种姓成员，这并非他们看不到解除限制的长久好处，而是只有符合种姓规则，才能得到那些传统上被给予的低贱工作，当对现有规则的改变直接威胁当下生存时，行为选择和情感支持都无法建立在长期得失的抽象算计上。[2] 这正是一般社会所欠缺之自发秩序进化基础。
被剥夺的人们必须支持剥夺者，这不是文化或民族差异，反而是维系秩序最恰当的安排。
支持或接受强权无可逃避，但强权本身亦有品格高下。神权政体虽自足合理与崇高，完美无碍的口号与残破现实的对立，在任何较为长久的历史展开中，却难以避免陷入自身被嘲笑的境地。如同人们总是恶搞朝鲜，却多赞颂普京，前者已陷入自嘲，后者尚且保持光棍式的理直气壮，仅剩下符号的神权，远不如自认直承的威权更具合法性。对这国来说，还有混乱专制下之机会主义者，对能有较稳定长久预期强权体制的羡慕，颇多叫好，不足为奇。
进化即是分出岔道，路径锁定，进入某一条道路，适应某一种生态位，历史不可逆，当环境剧变，世界重新生成，体系进化却不能重来一遍。在缺乏外部力量，只凭自己探路之时，即便如彼得大帝雄才大略，凯末尔壮士断腕，秩序重建之路依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，往往在其接近成功之时，有反动回潮之巨力。无论列宁式弯道赶超、普京民族主义、土耳其宗教回归，都只证明强权政治之外的自发秩序生成，除决心和勇气，还需对体制琐碎枝节变动的敏感和长期的坚忍。与之对比，被全面干涉和武力保障的日本，则是走火入魔之后幸运降临。
伯里克利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阵亡的雅典人葬礼上说：“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；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。”政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是否承认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之界限。具统治权威的公共法律体制对自身权力进行限定，自由民主的政治才可能存在。[3]
强权对秩序的维护，同时意味着对所有社会领域的干涉，权力的自我限制是统治的自我否定，唯有保持秩序，才能重建秩序，但在细节纠缠中，或是重建毁坏现有秩序革新无所依据，或是传统自我保护抗拒变革重回以往，更坏的是，旧的崩溃，新的未成，散沙化的个体被卷入霍布斯丛林暴力劫掠。
如果我们可以期望自发秩序能够替代强权政治，分工合作的扩展秩序取代等级制下的稳定，这个世界的贸易、流通，人们的安全和习俗，不再依赖一种被赐予的保护，而是基于自由交易和知识共享。除改革者的决断外，还需文明世界捍卫和输出（两者是一回事）这种秩序的决心，甚至以武力提供外部保障，这个日渐乡愿的世界，离此选择的十字路口，并不太远。
当然，对另一些人类群体而言，自己才是真正的文明，当下的逼仄，只是指明了回归理想道路的方向，无论是这国还是其他，恐惧失稳或拒绝消融于他者，似乎也是一种自由。
但，无视自然律是否就可取消自然律？以及，我们的价值判断：“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，而且也是建立在精神之上的德性；如果奴役、野蛮和荒芜都冠以和平的美名，那么，和平就成了人类所遭受的最大不幸。”[4]
这不仅是政治问题，也是生活问题。